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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讯室的白炽灯晃得人眼晕。
我盯着面前那张冰冷的逮捕令，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。
刚才爸爸在电话里的话还像针一样扎在心上。
要有格局、好好悔过 ，字字句句都在暗示，只要我乖乖认罪，就能换得他们所谓的宽大处理。
可我清楚，那不是宽大，是把我钉死在耻辱柱上的最后一锤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喉咙口的哽咽，抬头看向对面的警官。
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眼神里带着职业性的审视，仿佛已经给我定了罪。
“警官同志，”我的声音比想象中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刻意放缓的沉稳。
“我需要一点时间。”
他挑眉：“苏小姐，证据确凿，拖延时间没有意义。”
“不，不是拖延。”
我挺直脊背，目光迎上他的视线.
“我有证据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也能解释这些所谓的经济犯罪是怎么回事。但那些东西不在我身上，需要时间去整理和调取。”
警官沉默了几秒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突然提出反驳。
他旁边的年轻警员在本子上飞快记录着，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
“多久？”最终，他问道。
“两天。”我报出一个精确的数字，心里却在飞速盘算。
两天，足够了。
他们暂时把我关进了拘留室。
铁栏杆外的走廊灯光昏暗，偶尔有脚步声经过，带着沉重的回响。
我蜷缩在冰冷的长椅上。
这枚U盘，是我当年为苏家奔走时下意识留下的后手。
那时候，我总想着要保住苏家。
爸爸说公司账目出了问题，我跑遍各个部门帮他递交材料。
无意中看到过那些盖着模糊印章的旧合同，上面的数字和他报给税务部门的报表对不上。
妈妈让我去给某个大人物送文件，我在他办公室外等了三个小时。
听到里面传来补税、遮掩之类的字眼，顺手用旧手机录了一段。
甚至苏远辰喝醉时跟狐朋狗友吹嘘：“ 我家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，查也查不到！”，我也鬼使神差地存下了录音。
那时候只觉得是为了家留条后路，万一将来真出了什么事，这些东西或许能帮上忙。
现在想来，真是讽刺。我拼命想护住的家，到头来却想用这些肮脏的证据把我埋掉。
我摩挲着U盘冰凉的外壳，忽然想起一个人——林记者。
去年冬天，我在工地搬砖时，见过他蹲在围墙外啃面包。
他说自己是个调查记者，因为写了篇关于苏氏集团违规拆迁的报道，被苏家找关系封了账号，还丢了工作。
当时他眼里的执拗像团火，跟我说 ：“总有一天要让他们付出代价！”
我记得他留过一张名片，被我塞进了旧钱包的夹层里。
第二天，律师按规定来见我时，我趁着警员不注意，飞快地报出了那个烂熟于心的电话号码。
“帮我联系这个人，就说……有关于苏家的大新闻，他会感兴趣的。”
律师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还藏着这样的后手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